金元四大醫家簡介
醫學流派濫觴於何時，學術界有著不同看法，但在醫學領域中「諸子蜂起，百家爭鳴」局面的形成，始於金元時期，則是無可爭辨的史實。金元醫家在當時社會歷史背景下，在整個醫學發展趨勢促進下，揚其所長，各張己見，獨樹一幟，自立一說，導致了醫學學術上的激烈變革，蔚成中國醫學繁盛大觀。
推動這次醫學變革和學術爭鳴運動的關鍵，是產生於燕趙大地的兩大醫學流派，即以河北河間劉完素為代表的「河間學派」和以河北易州張元素為代表的「易水學派」。他們不但各有自己的學術主張，而且培育造就了的大批學有所成的弟子。這些弟子傳人在承受師說的同時，又大都有自己的學術創見，從舊派中創立新的派別。如「河間學派」開山鼻祖劉完素力倡「火熱論」，處方遣藥善用寒涼，被後世稱之為「寒涼派」。而其主要傳人之一，私淑弟子張從正，則主張「病由邪生，攻邪已病」，提倡「汗、吐、下」三法，是「河間學派」中「攻邪論」者，被後世稱之為「攻下派」，另一主要傳人，三傳弟子朱丹溪，則強調「陽常有餘，陰常不足」，是「河間學派」中「滋陰論」者，被後世稱之為「滋陰派」。「易水學派」的中堅人物李杲，在接受其師「臟腑辨證論」的同時，又發明了「脾胃論」，提出「內傷脾胃，百病由生」之說，重視脾胃的溫補，被後世稱之為「補士派」；另一「易水」主要傳人王好古，則提出「傷寒內感陰證」的理論，被後世看作是「陰證論」的倡導人物。在這兩大學術流派最著名的六大醫家中，劉完素、張從正、李杲、朱震亨四人，因其具有獨特的理論建樹、突出的學術成就、卓越的醫學貢獻、深遠的歷史影響，故素有「金元四大家」之譽。
劉完素（寒涼派）
劉完素，字守真，自號通玄處士，金代河間府（今河北河間縣）人，故人送號「河間居士」，或尊之為「河間先生」，後人習稱劉河間。生卒年代無確考，根據有關史料推測，大約生於公元1120年，卒於公元1206年。他所處的時代，正值南宋與金朝南北對峙，戰亂頻仍，廣大人民群眾不但多遭流離之苦，戰後又常常受到疫癘的困擾。然而當時的醫學，卻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，致使很多患者因得不到治療或庸醫誤治而死，於是他從幼年起，便耽嗜醫書，有濟世活人之志。通過長期讀書探索和實踐觀察逐步認識到，要想達到「濟世愈疾」的目的，首先必須掌握並熟悉醫學理論，打破一般醫生只重實踐，不問醫理，墨守成規，不圖進取，「多賴祖名，倚約舊方」，「但求其末，不求其本」的世俗習慣。並從中深深領悟出，「濟世者憑乎術，愈疾者仗乎法，故法之與術，悉出《內經》之玄機，其餘千經百論，皆非至道造化之用」。因此，立志從根本上下功夫，勤奮鑽研《內經》一書，朝勤夕思，手不釋卷，三五年間，廢寢忘食。他從二十五歲開始研讀《素問》，日夜不輟，殆至六旬。正是由於他不囿世俗，苦心孤詣，才達到了遇異人陳先生授以美酒，若夫扁鵲遇長桑君飲上池之水的學術境界。也只有在醫學學術思想上的大徹頓悟，豁然洞達，才有可能導致他在醫學理論上的突破和創立新說，成為「河間學派」的開山鼻祖。同時他還是一個具有民族氣節，並願為廣大勞苦人民服務的醫家。他成名後，金章宗曾三次聘請他去朝裏做醫官，都被他拒絕了，送號「高尚先生」。
完素的學術特點和醫學貢獻，最突出的是對火熱病機進行別開生面的闡發，以及在此基礎上所提出的熱病治療法則。他闡發火熱病機的理論根據，主要來源於《素問‧至真要大論》「病機十九條」。他把「病機十九條」中有關火熱為病的病機加以演繹發揮，推廣擴大火熱病證的範圍，並在此基礎上歸納總結出兩條最著名的論點，即「六氣皆從火化」和「五志過極皆為熱病」。他認為六氣之中除火熱外，其他四氣也能轉化為火熱。言風如「風本生於熱，以熱為本，以風為標，凡言風者，熱也」；言燥如「金燥雖屬秋陰，而其性異於寒濕，反同於風火也」；言濕如「濕病本不自生，因於火熱怫鬱，水液不能宣行，即停滯而生水濕也。凡病濕者，多自熱生」；言寒如「人之傷於寒也，則為病熱」。關於「五志過極皆為熱病」，他說：「五臟之志者，怒、喜、悲、思、恐也。若五志過度則勞，勞則傷本臟，凡五志所傷皆熱也」。強調五志勞傷本臟，氣機失調，鬱結積滯，久而化火。並由此進一步提出，「諸所動亂勞傷，乃為陽火之化」的論斷。
完素重視火熱病機的研窮，反對「倚約舊方」，敢於「更新之法」力排「人情喜溫而惡寒」之弊，批評《局方》用藥燥熱之偏。指出：「天以常火，人以常動，動則屬陽，靜則屬陰，內外皆擾，故不可峻用辛溫大熱之劑」。從理論上論證了濫用溫燥的不合理性。所以在治療上提出了以「清心火，益腎水」為主的基本法則。由於他在病機上倡導「火熱論」，治療上反對濫用辛熱之劑，主張並且善用寒涼藥物，故後世稱他為「寒涼派」的代表。尤其在傷寒外感方面，完素打破了「發表不遠熱，攻裏不遠寒」的傳統觀念，提出寒涼解表的治療方法，這無疑是外感病認識領域中的一個突破性進展。同時他還創用表裏雙解法，自製「雙解散」、「防風通聖散」等方，以驅表裏之熱毒，在治療學上具有深遠影響。當然這不等於說他臨證不問病情，一昧只用寒涼，辨證論治仍是其遵循的法則，認為「病氣熱則除其熱，寒則退其寒」。他善用辛涼、甘寒之劑治療熱病，也給後世「溫病學派」以很大啟示。
完素在醫學上又一特點，是對運氣學說有深入的研究。他把五運六氣與人體發病緊密聯繫起來，認為「一身之氣，皆隨四時五運六氣興衰，而無相反」，「不知運氣而求醫無失者鮮」。又說：「觀夫醫者，唯以別陰陽虛實為樞要，識病之法，以其病氣歸於六氣之化，明可見矣」。如果掌握了運氣理論，就可以「不出戶知天下，不窺牖見天道」。但這裏必須指出，完素推崇研究運氣學說，是與臨床實踐相結合，與理論上倡導「火熱論」相輔助的。其目的不是用來預測疾病逐年流行的周期，而是以五運聯繫五臟，以六氣聯繫病機，用以闡述發病機理，探索治病規律。所以他的「運氣學說」完全不同於宋代「矜巳感人」而脫離實際的機械推理。並且明確反對把某年裡某氣發某病的格式固定下來的作法，提出「五運六氣有所更，世態居民有所變，此一時彼一時」及「主性命者在乎人」、「修短壽夭皆人自為」的唯物觀點。
完素一生著述甚豐，今存於世者主要有《素問玄機原病式》、《內經運氣要旨論》（又名《圖解素問要旨論》）、《黃帝素問宣明論方》、《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》、《三消論》（《儒門事親》所收）等。另據有關史料記載，還有《保童秘要》、《加減靈秘十八方》二書，前者佚方散見《醫方類聚》中，後者有明人傳抄編校本傳世，其真偽均未能詳考。再有一些書雖是其弟子傳人所撰，但屬搜集其遺論或演繹其說而成，相當程度上反映出劉河間的醫學思想，如佚名氏《傷寒標本心法類萃》、葛壅《傷寒直格論方》、馬宗素《傷寒醫鑒》、鎦洪《傷寒心要》等。至於《治病心印》等書，則只見書目記載，既無傳本，又無佚文可察。
張從正（攻下派）
張從正，字子和，金代睢州考城（今河南民權縣）人。因其原籍在西周所封置的戴國境內，故自號戴人。久居陳之宛丘（今河南淮陽縣），許多史料又稱他為宛丘人，或諱其名以宛丘代稱之。生卒年代無確考，約生於公元1156年，卒於公元1228年。出身醫學世家，得先世授以醫方，自幼志在於醫，勤奮好學，精通《素問》、《難經》等醫學經典理論，二十歲左右便懸壺於世。時河間劉完素醫名大盛，從正私淑之，讀其書，用其法，深入揣摩鑽研達四十餘年，不但深得其「用藥寒涼」之旨，且多發揮而演繹之。學業益精，醫術益高，議論淵微，別有法度，「凡所拯療，如取如攜」，識者謂：「長沙河間復生於斯世」，名重一時。其為人豪放不羈，喜飲酒賦詩，思想上受宋儒理學影響頗深。興定年間（公元1217-1222年），大約在他六十餘歲時，被金朝加入太醫院供職，由於性情落落寡合，看不慣「官醫迎送長吏，馬前唱諾」的卑恥形態，受不了官場上的各種束縛，不久便辭歸故里，遊歷河南一帶，為民眾治病。此間，結識了頗有文名的麻知幾和常仲明等，便經常在一起討論醫學，「相共講明奧義，辨析至理，深悼傳習之弊，力矯而正緒」。麻氏既有文名，又好醫方，便主動幫助張從正把平日所著議論及嚐試之效，編輯成冊，名曰《儒門事親》，書中記述了張氏的學術思想和理論建樹。他受劉完素革新思想的影響，而更富於創造性，尊經而不泥古，認為病有千變萬化，不能墨守成規，敢於對古人提出批評。曾對麻知幾說：「公慎勿殢仲景紙上語」。意即雖仲景這樣有名醫家的著作，也不能看作永恒不變的真理和萬病皆宜的法則。在評論《巢氏病源》時說：「巢氏，先賢也，固不當非，然其說有誤者，人命所繫，不可不辨也」。他一方面敢於反對厚古薄今、迷信古人的作法，又一方面注意博採眾長，吸收民間的醫療經驗，把耳聞目睹的治病方法盡量收集起來，為我所用，曾說：「余非敢掩人之善，意在救人耳」。正是他具有敢於創新的思想和勇於探索的精神，才得於儕身「金元四大家」之列。
從正之學術，遠紹《素問》及仲景《傷寒論》，近則獨宗河間劉完素，基本思想來源於完素的「寒涼學說」，用藥多主寒涼峻猛。認為凡病無論是從外部侵入，還是人體內部所生，都是邪氣作祟，應該迅速驅出體外。他說：「夫病之一物，非人體素有之也，或自外而入，或由內而生，皆邪氣也」，邪氣既然侵犯人體，正氣必然受到影響，而解決這種矛盾的辦法主要在於攻邪。所以他接著又說：「邪氣加諸身，速攻之可也，速去之可也。攬而留之可乎？雖愚夫愚婦，皆知其不可也」，「治病應重在驅邪，邪去則正安，不可畏攻而養病」，並針對當時一些醫生論病先固元氣的作法，提出了尖銳批評：「今之醫者曰：『當先固其元氣，元氣實則邪自去』，世間如此妄人，何其多也？夫邪之中，輕則傳久而自盡，頗甚則傳久而難已，更甚則暴死。若先論固其元氣，以補劑補之，真氣未勝，而邪已交馳橫騖不可制矣」。對於當時中州醫生善用溫補脾胃的治療方法，也持不同觀點，指出：「脾胃有病，奈何中州之醫，不善掃除倉廩，使陳莝積而不能去也，猶曰：『我善補』，大罪也」。基於這種思想，他提出了「病由邪生，攻邪已病」學說，創立了「攻邪論」。
從正之攻邪，主要有「三療」，即汗、吐、下三種治療方法。認為諸病之源，不外乎三途，「天之六氣，風暑火濕燥寒；地之六氣，霧露雨雹冰泥；人之六味，酸苦甘辛鹹淡。故天邪發病多在乎上，地邪發病多在乎下，人邪發病多在乎中」。既然病邪生於三處，治亦從三處攻之。所謂「處之者三，出之者亦三也」，具體內容是：「諸風寒之邪，結博皮膚之間，藏於經絡之內，留而不去，或發疼痛走注，麻痺不仁，及四肢腫癢拘攣者，可汗而出之；風痰宿食，在膈或上脘者，可湧而出之；寒濕痼冷，熱客下焦者，在下之病，可泄而出之」，他把「汗、吐、下」三法作為攻邪手段，並非單純指發汗、催吐、瀉下三個具體方法，而是把此三法加以推演擴大，其概念是極其廣泛的，正如他自己所說：「余之三法，能兼眾法」，即「凡上行者皆吐法」，包括引涎、漉涎、嚏氣、追淚等；「凡解表者皆汗法」，包括灸、蒸、薰、渫、洗、熨、烙、針刺、砭射、導引、按摩等；「凡下行者皆下法」，包括催生、下乳、磨積、逐水、破經、泄氣等。當然，所兼眾法是為彌補三法不足而設，而其主要手段則還是汗、吐、下，用藥多大黃、芒硝、甘遂、牽牛、瓜蒂之屬，故後人稱之為「攻下派」的代表。
從正「攻邪論」的提出和「三法」的運用，是長期臨床經驗的總結，如用之得當，能治療許多大證、怪症，且效若桴鼓，尤其對長年經治不愈的頑疾，也常有出奇制勝的效果，同時還起到了針砭世俗「好補而惡瀉」之流弊作用。張氏善攻，也並非絕對排斥補法，只是主張對補藥少用、慎用，必要時或先攻後補，或攻補兼施，或藥物攻邪、食物補正，非「脈脫正虛，無邪無積之人」不可純補。他曾說過：「余亦未嚐以此三法遂棄眾法，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」。
從正之臨證，除能嫻熟地運用汗、吐、下三法以外，還善於巧妙地運用「以情易情」的治療方法，具體內容是：「悲可以治怒，以愴惻苦楚之言惑之；喜可以治悲，以謔浪褻狎之言娛之；恐可以治喜，以恐懼死亡之言怖之；怒可以治思，以污辱欺罔之言觸之；思可以治恐，以慮彼志此之言奪之」。從《儒門事親》中所記載的眾多「以情易情」治療驗案來看，可稱得上心理療法的專家。
張從正留給後人的著作，主要是《儒門事親》，此書由十種醫籍組成，具有叢書性質，包括《儒門事親》、《治病百法》、《十形三療》、《雜記九門》，《撮要圖》、《治法雜論》、《劉河間三消論》、《三法六門》、《扁鵲華佗察聲色定生死訣要》、《世傳神效名方》等。這些著作有的出自張氏手筆，有的是麻知幾、常仲明等門人弟子協助整理或輯錄張氏遺論而成。此外，《傷寒心鏡別集》一書（又名《傷寒心鏡》、《張子和心鏡別集》），題金‧常德編，當屬張從正衣缽性著作。據文獻書目所記，張氏還著有《三復指迷》、《子和心法》、《張氏經驗方》、《秘錄奇方》等，今未見傳本。
李杲（補土派）
李杲，字明之，金元間真定（今河北正定縣）人。因其里居在戰國時期為趙國所屬東垣邑，秦統一中國後又置東垣縣，故晚號東垣老人，後人常以東垣稱之。生於公元1180年，卒於公元1251年。出身豪富家庭，世為東垣盛族，「貲雄鄉里，富甲兩路」，故從幼年就有條件廣延名師接受儒家思想教育，遍讀孔孟之書，加之本人穎悟敏達，博聞強志，二十餘歲便成為當地有名儒生，「所居竹里，名士日造其門」。其性忠信篤敬，與人相接無戰言，並以孝名鄉里，親有疾，衣不解帶，色不滿容。二十歲時，母王氏患病，經里中數醫雜治而亡，竟不知死於何證，痛悼不知醫而失其親，同時恨世上庸醫「習經之不精，見證之不明，其誤人也多」，自是有志於醫。聞易州張元素醫名燕趙間，遂厚禮拜為師，隨學數年，盡得其傳，且有青藍之勝。醫術學成之後，由於受社會世俗風氣影響，並未以醫為業，曾「進納得宮，監濟源稅」，且「資性高謇，少所降屈」，但遇有危急病人，他並非熟視無睹，尤其在時疫流行之年，「獨能惻然於心，廢寢忘食，循流討源，察標求本」，創制「普濟消毒飲」一方，挽救眾多生命。蒙軍入侵以後，他為生計所迫，正式行醫，當時社會動亂，民不聊生，飲食不節，勞役所傷，出現大量患者，這不僅為他臨床實踐提供了良好機會，也為他的學術思想形成奠定了基礎，成為醫理並通、遐邇弛名的一代良醫，及「易水學派」的中堅人物。
東垣的學術思想，以「脾胃學說」為核心，因受其師張元素「臟府虛實用藥」的影響，把《內經》「人以水穀為本」、「有胃氣則生，無胃氣則死」作為立論根據，強調脾胃功能在維持人體生命中的重要性，認為脾胃乃「氣血陰陽之根蒂」，是人體氣血產生的泉源，而臟府功能活動一刻也離不開氣血的供給，尤其是「氣」作為人體生命的動力，與臟府功能、病理變化關系更為密切，所以在其論著中反覆闡明這一點，他說：「真氣又名元氣，乃先身生之精氣也，非胃氣不能滋之」，又說：「天氣、穀氣、榮氣、清氣、衛氣、生發諸陽上升之氣，此六者，皆飲食入胃，穀氣上行，為胃氣之異名，其實一也」，「脾胃之氣無所傷，而後能滋養元氣」，脾胃之氣既傷，而元氣亦不能充，而諸病之所由生」。脾胃為元氣之根，元氣為健康之本，如果內傷脾胃，就會百病由生，這就是東垣脾胃學說的基本觀點。基於這種觀點，他特別重視中焦脾胃的升降運化作用，把脾胃看作是人體精氣升降運化的樞紐。其云：「蓋胃為水穀之海，飲食入胃，而先輸脾歸肺，上行春夏之令，以養周身，乃清氣為天者也；升已而下輸膀胱，行秋冬之令，為傳化糟粕，轉味而出，乃濁陰為地者也」，如果脾胃升降功能異常，就會發生疾病，故曰：「下泄既久不能升，而百病皆起；久升而不能降，亦病焉」。在強調脾胃升降作用的同時，他更側重「升」的一面，認為食物的精華屬上升之「清氣」，糟粕屬下降之「濁氣」，只有脾胃之氣上升，水穀清氣才能上行，元氣才會充沛，生命力才得以旺盛，所以接著又說：「脾胃既和，穀氣上升，春夏令行，故其人壽；……脾胃不和，穀氣下流，收藏之令行，故其人夭」。在臨床治療方面，著重補脾升陽，善用升麻、柴胡等升提之品，黃蓍、黨參等健脾之物，「補中益氣湯」、「調中益氣湯」等是其代表方劑，這些方劑至今被人們所喜用。由於他重視脾胃功能，用藥強調補中焦，故後後世稱他為「補土派」的代表。
「內傷學說」是與「脾胃學說」伴隨而產生的東垣另一學術思想特點，二者又可以合稱為「脾胃內傷學說」。內傷、外感疾患，均可出現發熱等類似證狀，而當時醫生往往混為一談，把內傷病也誤作外感治療，使病人輕者重，重者亡。有鑑於此，東垣提出「內外傷辨惑論」，他說：「內傷脾胃乃傷其氣，外感風寒乃傷其形。傷其外為有餘，有餘者瀉之；傷其內為不足，不足者補之。內傷不足病，苟誤認作外感有餘之病而反瀉之，則虛其虛也。實實虛虛，如此死者，醫殺之耳」，同時對內傷病和外感病的病因、病機、臨床症狀、治療方法等各個方面，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詳細論辨，產生了內傷、外感的一系列鑑別方法，創立了內傷病辨證論治體系，形成了中醫完整的內、外傷證治系統，這不僅可以糾正當時醫家泛用外感之法治療內傷的一些弊端，而且也為後世醫家治療內科雜病指明了方向。
「陰火學說」是從「脾胃內傷學說」中衍化出來的東垣又一學術特色。東垣對此學說沒有進行專門論述，其內容散見於《脾胃論》、《內外傷辨惑論》、《蘭室秘藏》、《醫學發明》等著作中。對於「陰火」的概念，由於東垣本身論述模糊，致使後世醫家對它的內涵一直爭論不休，並從病位、病性、病機、病狀等各個方面都有著不同見解。但統觀東垣對「陰火」一系列記述，它的實質當指「內傷發熱」，是與外感發熱相對而言的，問題的提出，也主要是為臨證服務的。所以在他提出「陰火」概念的同時，便針對性地制定了治療方法，即「補中升陽散火」的用藥法度，亦即我們今天常說的「甘溫除大熱」，並相應地發明了「補中益氣湯」、「升陽散火湯」等一系列方劑，為後世治療內傷發熱提供了範例。
東垣晚年，不僅善於診治，而且勤於著述。《脾胃論》、《內外傷辨惑論》、《蘭室秘藏》、《醫學發明》是其代表性著作。除此以外，《脈訣指掌病式圖說》題名朱丹溪撰，實為李杲所為；《藥類法象》、《用藥心法》二書雖亡，但在王好古《湯液本草》中保存部分佚文。而《東垣試效方》則為高足羅天益整理他的有效方論而成。《醫方便懦》（《東都官庫醫籍目錄》作《醫方便儒》）原本三卷，今殘存卷一，署名李杲所作，疑非出自東垣手筆。見於歷代文獻書目，而今亡的李氏著作亦復不少，如《傷寒會要》、《藥譜》、《瘡瘍論》、《萬愈方》等近十種。現存於世托名李氏的著作還有《活法機要》（又托名朱丹溪）、《東垣脈訣》、《食物本草》、《珍珠囊藥性賦》等。
朱震亨（滋陰派）
朱震亨，字彥修，元代婺州義烏（今浙江義烏縣）人。因其所居赤岸鎮有一條小溪名丹溪，故號丹溪翁，後人多以丹溪稱之。生於公元1281年，卒於公元1358年。丹溪自幼好學，聰慧過人，讀書即了大義，文章詩賦，刻燭而成。稍長，刻苦攻讀經史，有志於仕途。年三十，因母之患痺痛，眾工束手，由是有志於醫，遂取《素問》讀之。三年，似有所得，又二年，母氏之疾以藥而安。此時每想起親族多人都因患病誤治而死於庸醫之手，就「心膽摧裂，痛不可追」，悔恨知醫太晚。其為人豪邁正直，內篤倫常，外重公道，遇事為民請命，大有俠義之風，雖有志仕途，但並不專致。年三十六，更感發為學，從朱熹四傳弟子許謙遊，講學八華山中，隨師四年，學業粹然。但此間兩試於鄉不售，對他精神打擊很大。時值許謙重病臥床，鼓勵他學習醫學，他既感於仕途艱難，又悔於親人多死於庸醫之手，便慨然曰：「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，雖不仕於時，猶仕也」，遂絕意仕進，決心為醫。年四十重讀《素問》，朝夕鑽研，「缺其所可疑，通其所可通」，又精心抄錄、背誦《局方》，以為臨證之用，通過反覆實踐，認識到「操古方以治今病，其勢不能以盡合」，時雖已有醫名，仍自感不足，便束裝出遊，以訪名師，力圖深造，足跡遍歷江浙間。約四十四歲，遊至武林（杭州），聽說羅知悌醫道精博，遂登門拜謁。羅氏性情孤辟，求見甚難，丹溪「日拱立於其門，大風雨不易」，知悌見他求學至誠，很受感動，便「修容見之」，收為門下。羅氏乃江南高僧荊山浮屠弟子，劉完素再傳，精《素》、《難》、長沙之學，旁通張從正、李杲二家，丹溪得其傳授，醫理醫術均有長足進步。從學未滿三年，羅氏病卒，丹溪返回故里。雖學業已成，但仍孜孜不倦地鑽研醫學理論，深入領悟各家學說，擷諸家之長，熔為一爐，形成自己獨特的學術主張和治病方法，並治愈許謙十餘年的沉疴，一時名振江南，醫者尊為師，患者接踵至。他不但醫術高超，「遇病施治，不膠於古方，而所療皆中」，且有良好的品行和崇高的醫德，「其清修苦節，能為人之所不能為，而於世上所悅者，澹然無所嗜」，為人診治，從不計酬，「其困媡無告者，不待其招，注藥往起之，雖百里之遠弗憚也」，丹溪自中年以後，以儒治醫，創論精辟，醫術高深，學驗俱富，品行俱端，是一位出類拔萃的醫家大宗。
丹溪的醫學成就是多方面的，而在醫學理論方面最著名的學術觀點，是以「相方論」基礎的「陰常不足，陽常有餘」學說。「相火論」的提出，首先應該胎息於劉完素的「火熱論」，並受到「易」學中「太極」理論的啟發。他認為宇宙間的一切事物皆以動為主，而且認為「凡動皆屬火」。在人體內有一種火稱作「相火」，人之所以富有生命力，無不要源於「相火」一氣的運動。其云：「天主生物，故恒於動；人有此生，亦恒於動；其所恒於動，皆相火之為也」，「天非此火不能生物，人非此火不能有生」，在正常情況下，「相火」之動受到相應節制，「惟有裨補造化，以為生生不息之運用」。而當人體發生病理機轉，「相火」就容易妄動，成為致病之本。他說：「主閉藏者腎也，司疏泄者肝也，二臟皆有相火，而其系上屬於心，心者君火也，為物所感則易動，心動則相火亦動，動則精自走，相火翕然而起，雖不交會，亦暗流而疏泄矣」。又說：「相火易起，五性厥陽之火相煽，則妄動矣。火起於妄，變化莫測，無時不有，煎熬真陰，陰虛則病，陰絕則死」。在這種思想基礎上，他提出了「陰常不足，陽常有餘」的學說。
「陰常不足，陽常有餘」學說的提出，除與「相火論」密切聯繫外，還同丹溪法象自然的思想有關，他認為「天大也為陽，而運於地之外；地居於天之中為陰，天之大氣舉之。日實也亦屬陽，而運於月之外；月缺也屬陰，稟日之光以為明者也」，是謂自然之理本陽盛陰衰，人亦當應之，所以在人體內陰精也遲成而早衰。況「人之情欲無涯，此難成易虧之陰氣」，在平素養生中，他首先強調要注意保存真陰，而保存真陰的根本在於戒情欲，勿使「相火」妄動。在醫療實踐中，則特別強調滋陰降火，主張重用龜板、地黃、知母、黃蘗等滋陰降火之物，反對《局方》喜用香燥、溫補之品，所以後世稱他為「滋陰派」的代表。
丹溪臨床長於雜證，而多從氣、血、痰、鬱四處論治。清代醫家程鐘齡曾歸納說：「雜證主治四字者，氣、血、痰、鬱也。丹溪治法，氣用四君子，血用四物湯，痰用二陳湯，鬱用越鞠丸，參差互用，各盡其妙」，而四字之中，他尤其對「痰」、「鬱」二者有深入研究，認為「痰之為物，隨氣少降，無處不到」，「百病之中多有兼痰者」，並且指出了治痰的基本法則和各種痰症具體治療方法。而對於「鬱證」，則更認為是諸病之首，其餘三者，多兼有鬱，故曰：「氣血沖和，萬病不生，一有怫鬱，諸病生焉，故人身諸病，多生於鬱」。同時認為「鬱證」之中分氣、血、濕、痰、熱、食六種，六者可單獨發病，也可相因而生、相互影響與轉化，不可截然分割，進而創制「越鞠丸」統治六鬱，至今為人們所沿用。他理論上注意博採眾長，臨症強調辨證論治，不泥古法，創立新說，為後世所推崇。明代醫家方廣說：「求其可以為萬世法者，張長沙外感，李東垣內傷、劉河間熱證、朱丹溪雜病，數者而已。然而丹溪又貫通乎諸君子，尤號集醫道之大成者也」。
丹溪之著述，除親撰有《格致餘論》、《局方發揮》、《本草衍義補遺》等傳世外，今流傳的丹溪著作，多為弟子傳人集其緒論、記其治法而成，主要有《金匱勾玄》、《丹溪心法》、《丹溪手鏡》、《丹溪纂要》、《脈因證治》、《丹溪治法心要》、《丹溪治法附餘》、《丹溪摘玄》等。這些著作雖非出自丹溪之手，但總結了他的臨症經驗，反映出他的學術思想，是研究「丹溪醫學」的重要文獻。又史志書目有載而今亡佚題名丹溪的著作，有《素問糾略》、《外科精要發揮》、《傷寒辨疑》、《醫案》等近二十種之多，這些著作是否全部出自丹溪手筆，今已無能考察。還有一些現存於世署名丹溪的著作，如《產寶百問》、《胎產秘書》、《怪苛癉》等數種，不見歷代薄錄所記，觀其內容，殆為後人偽托。
金元四大醫家都是具有革新思想的醫學巨匠，他們所創立的每一種學說，都能在醫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閃爍著光輝。他們所留下的每一種著作，都堪稱中國醫學偉大寶庫中的瑰寶，經過六百多年的實踐檢驗，充分證明了各自學術觀點的正確性和治療經驗的可靠性，雖處方用藥，寒熱溫涼各有所偏，論攻論補各有側重，但均不失辨證論治的基本原則、袪邪扶正的根本大法。他們在學術上的爭鳴，促進了中國醫學的發展；在理論上的建樹，豐富了中國醫學的內容；而各自別具一格的治病方法，則為我們今天臨證開辟了無限法門。他們為人類生存和健康所做出的貢獻，永遠值得我們紀念，他們為後人留下的寶貴遺產，更值得我們學習繼承、發揚光大。
作者：高文鑄
資料來源：金元四大家醫學全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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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這次醫學變革和學術爭鳴運動的關鍵，是產生於燕趙大地的兩大醫學流派，即以河北河間劉完素為代表的「河間學派」和以河北易州張元素為代表的「易水學派」。他們不但各有自己的學術主張，而且培育造就了的大批學有所成的弟子。這些弟子傳人在承受師說的同時，又大都有自己的學術創見，從舊派中創立新的派別。如「河間學派」開山鼻祖劉完素力倡「火熱論」，處方遣藥善用寒涼，被後世稱之為「寒涼派」。而其主要傳人之一，私淑弟子張從正，則主張「病由邪生，攻邪已病」，提倡「汗、吐、下」三法，是「河間學派」中「攻邪論」者，被後世稱之為「攻下派」，另一主要傳人，三傳弟子朱丹溪，則強調「陽常有餘，陰常不足」，是「河間學派」中「滋陰論」者，被後世稱之為「滋陰派」。「易水學派」的中堅人物李杲，在接受其師「臟腑辨證論」的同時，又發明了「脾胃論」，提出「內傷脾胃，百病由生」之說，重視脾胃的溫補，被後世稱之為「補士派」；另一「易水」主要傳人王好古，則提出「傷寒內感陰證」的理論，被後世看作是「陰證論」的倡導人物。在這兩大學術流派最著名的六大醫家中，劉完素、張從正、李杲、朱震亨四人，因其具有獨特的理論建樹、突出的學術成就、卓越的醫學貢獻、深遠的歷史影響，故素有「金元四大家」之譽。
劉完素（寒涼派）
劉完素，字守真，自號通玄處士，金代河間府（今河北河間縣）人，故人送號「河間居士」，或尊之為「河間先生」，後人習稱劉河間。生卒年代無確考，根據有關史料推測，大約生於公元1120年，卒於公元1206年。他所處的時代，正值南宋與金朝南北對峙，戰亂頻仍，廣大人民群眾不但多遭流離之苦，戰後又常常受到疫癘的困擾。然而當時的醫學，卻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，致使很多患者因得不到治療或庸醫誤治而死，於是他從幼年起，便耽嗜醫書，有濟世活人之志。通過長期讀書探索和實踐觀察逐步認識到，要想達到「濟世愈疾」的目的，首先必須掌握並熟悉醫學理論，打破一般醫生只重實踐，不問醫理，墨守成規，不圖進取，「多賴祖名，倚約舊方」，「但求其末，不求其本」的世俗習慣。並從中深深領悟出，「濟世者憑乎術，愈疾者仗乎法，故法之與術，悉出《內經》之玄機，其餘千經百論，皆非至道造化之用」。因此，立志從根本上下功夫，勤奮鑽研《內經》一書，朝勤夕思，手不釋卷，三五年間，廢寢忘食。他從二十五歲開始研讀《素問》，日夜不輟，殆至六旬。正是由於他不囿世俗，苦心孤詣，才達到了遇異人陳先生授以美酒，若夫扁鵲遇長桑君飲上池之水的學術境界。也只有在醫學學術思想上的大徹頓悟，豁然洞達，才有可能導致他在醫學理論上的突破和創立新說，成為「河間學派」的開山鼻祖。同時他還是一個具有民族氣節，並願為廣大勞苦人民服務的醫家。他成名後，金章宗曾三次聘請他去朝裏做醫官，都被他拒絕了，送號「高尚先生」。
完素的學術特點和醫學貢獻，最突出的是對火熱病機進行別開生面的闡發，以及在此基礎上所提出的熱病治療法則。他闡發火熱病機的理論根據，主要來源於《素問‧至真要大論》「病機十九條」。他把「病機十九條」中有關火熱為病的病機加以演繹發揮，推廣擴大火熱病證的範圍，並在此基礎上歸納總結出兩條最著名的論點，即「六氣皆從火化」和「五志過極皆為熱病」。他認為六氣之中除火熱外，其他四氣也能轉化為火熱。言風如「風本生於熱，以熱為本，以風為標，凡言風者，熱也」；言燥如「金燥雖屬秋陰，而其性異於寒濕，反同於風火也」；言濕如「濕病本不自生，因於火熱怫鬱，水液不能宣行，即停滯而生水濕也。凡病濕者，多自熱生」；言寒如「人之傷於寒也，則為病熱」。關於「五志過極皆為熱病」，他說：「五臟之志者，怒、喜、悲、思、恐也。若五志過度則勞，勞則傷本臟，凡五志所傷皆熱也」。強調五志勞傷本臟，氣機失調，鬱結積滯，久而化火。並由此進一步提出，「諸所動亂勞傷，乃為陽火之化」的論斷。
完素重視火熱病機的研窮，反對「倚約舊方」，敢於「更新之法」力排「人情喜溫而惡寒」之弊，批評《局方》用藥燥熱之偏。指出：「天以常火，人以常動，動則屬陽，靜則屬陰，內外皆擾，故不可峻用辛溫大熱之劑」。從理論上論證了濫用溫燥的不合理性。所以在治療上提出了以「清心火，益腎水」為主的基本法則。由於他在病機上倡導「火熱論」，治療上反對濫用辛熱之劑，主張並且善用寒涼藥物，故後世稱他為「寒涼派」的代表。尤其在傷寒外感方面，完素打破了「發表不遠熱，攻裏不遠寒」的傳統觀念，提出寒涼解表的治療方法，這無疑是外感病認識領域中的一個突破性進展。同時他還創用表裏雙解法，自製「雙解散」、「防風通聖散」等方，以驅表裏之熱毒，在治療學上具有深遠影響。當然這不等於說他臨證不問病情，一昧只用寒涼，辨證論治仍是其遵循的法則，認為「病氣熱則除其熱，寒則退其寒」。他善用辛涼、甘寒之劑治療熱病，也給後世「溫病學派」以很大啟示。
完素在醫學上又一特點，是對運氣學說有深入的研究。他把五運六氣與人體發病緊密聯繫起來，認為「一身之氣，皆隨四時五運六氣興衰，而無相反」，「不知運氣而求醫無失者鮮」。又說：「觀夫醫者，唯以別陰陽虛實為樞要，識病之法，以其病氣歸於六氣之化，明可見矣」。如果掌握了運氣理論，就可以「不出戶知天下，不窺牖見天道」。但這裏必須指出，完素推崇研究運氣學說，是與臨床實踐相結合，與理論上倡導「火熱論」相輔助的。其目的不是用來預測疾病逐年流行的周期，而是以五運聯繫五臟，以六氣聯繫病機，用以闡述發病機理，探索治病規律。所以他的「運氣學說」完全不同於宋代「矜巳感人」而脫離實際的機械推理。並且明確反對把某年裡某氣發某病的格式固定下來的作法，提出「五運六氣有所更，世態居民有所變，此一時彼一時」及「主性命者在乎人」、「修短壽夭皆人自為」的唯物觀點。
完素一生著述甚豐，今存於世者主要有《素問玄機原病式》、《內經運氣要旨論》（又名《圖解素問要旨論》）、《黃帝素問宣明論方》、《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》、《三消論》（《儒門事親》所收）等。另據有關史料記載，還有《保童秘要》、《加減靈秘十八方》二書，前者佚方散見《醫方類聚》中，後者有明人傳抄編校本傳世，其真偽均未能詳考。再有一些書雖是其弟子傳人所撰，但屬搜集其遺論或演繹其說而成，相當程度上反映出劉河間的醫學思想，如佚名氏《傷寒標本心法類萃》、葛壅《傷寒直格論方》、馬宗素《傷寒醫鑒》、鎦洪《傷寒心要》等。至於《治病心印》等書，則只見書目記載，既無傳本，又無佚文可察。
張從正（攻下派）
張從正，字子和，金代睢州考城（今河南民權縣）人。因其原籍在西周所封置的戴國境內，故自號戴人。久居陳之宛丘（今河南淮陽縣），許多史料又稱他為宛丘人，或諱其名以宛丘代稱之。生卒年代無確考，約生於公元1156年，卒於公元1228年。出身醫學世家，得先世授以醫方，自幼志在於醫，勤奮好學，精通《素問》、《難經》等醫學經典理論，二十歲左右便懸壺於世。時河間劉完素醫名大盛，從正私淑之，讀其書，用其法，深入揣摩鑽研達四十餘年，不但深得其「用藥寒涼」之旨，且多發揮而演繹之。學業益精，醫術益高，議論淵微，別有法度，「凡所拯療，如取如攜」，識者謂：「長沙河間復生於斯世」，名重一時。其為人豪放不羈，喜飲酒賦詩，思想上受宋儒理學影響頗深。興定年間（公元1217-1222年），大約在他六十餘歲時，被金朝加入太醫院供職，由於性情落落寡合，看不慣「官醫迎送長吏，馬前唱諾」的卑恥形態，受不了官場上的各種束縛，不久便辭歸故里，遊歷河南一帶，為民眾治病。此間，結識了頗有文名的麻知幾和常仲明等，便經常在一起討論醫學，「相共講明奧義，辨析至理，深悼傳習之弊，力矯而正緒」。麻氏既有文名，又好醫方，便主動幫助張從正把平日所著議論及嚐試之效，編輯成冊，名曰《儒門事親》，書中記述了張氏的學術思想和理論建樹。他受劉完素革新思想的影響，而更富於創造性，尊經而不泥古，認為病有千變萬化，不能墨守成規，敢於對古人提出批評。曾對麻知幾說：「公慎勿殢仲景紙上語」。意即雖仲景這樣有名醫家的著作，也不能看作永恒不變的真理和萬病皆宜的法則。在評論《巢氏病源》時說：「巢氏，先賢也，固不當非，然其說有誤者，人命所繫，不可不辨也」。他一方面敢於反對厚古薄今、迷信古人的作法，又一方面注意博採眾長，吸收民間的醫療經驗，把耳聞目睹的治病方法盡量收集起來，為我所用，曾說：「余非敢掩人之善，意在救人耳」。正是他具有敢於創新的思想和勇於探索的精神，才得於儕身「金元四大家」之列。
從正之學術，遠紹《素問》及仲景《傷寒論》，近則獨宗河間劉完素，基本思想來源於完素的「寒涼學說」，用藥多主寒涼峻猛。認為凡病無論是從外部侵入，還是人體內部所生，都是邪氣作祟，應該迅速驅出體外。他說：「夫病之一物，非人體素有之也，或自外而入，或由內而生，皆邪氣也」，邪氣既然侵犯人體，正氣必然受到影響，而解決這種矛盾的辦法主要在於攻邪。所以他接著又說：「邪氣加諸身，速攻之可也，速去之可也。攬而留之可乎？雖愚夫愚婦，皆知其不可也」，「治病應重在驅邪，邪去則正安，不可畏攻而養病」，並針對當時一些醫生論病先固元氣的作法，提出了尖銳批評：「今之醫者曰：『當先固其元氣，元氣實則邪自去』，世間如此妄人，何其多也？夫邪之中，輕則傳久而自盡，頗甚則傳久而難已，更甚則暴死。若先論固其元氣，以補劑補之，真氣未勝，而邪已交馳橫騖不可制矣」。對於當時中州醫生善用溫補脾胃的治療方法，也持不同觀點，指出：「脾胃有病，奈何中州之醫，不善掃除倉廩，使陳莝積而不能去也，猶曰：『我善補』，大罪也」。基於這種思想，他提出了「病由邪生，攻邪已病」學說，創立了「攻邪論」。
從正之攻邪，主要有「三療」，即汗、吐、下三種治療方法。認為諸病之源，不外乎三途，「天之六氣，風暑火濕燥寒；地之六氣，霧露雨雹冰泥；人之六味，酸苦甘辛鹹淡。故天邪發病多在乎上，地邪發病多在乎下，人邪發病多在乎中」。既然病邪生於三處，治亦從三處攻之。所謂「處之者三，出之者亦三也」，具體內容是：「諸風寒之邪，結博皮膚之間，藏於經絡之內，留而不去，或發疼痛走注，麻痺不仁，及四肢腫癢拘攣者，可汗而出之；風痰宿食，在膈或上脘者，可湧而出之；寒濕痼冷，熱客下焦者，在下之病，可泄而出之」，他把「汗、吐、下」三法作為攻邪手段，並非單純指發汗、催吐、瀉下三個具體方法，而是把此三法加以推演擴大，其概念是極其廣泛的，正如他自己所說：「余之三法，能兼眾法」，即「凡上行者皆吐法」，包括引涎、漉涎、嚏氣、追淚等；「凡解表者皆汗法」，包括灸、蒸、薰、渫、洗、熨、烙、針刺、砭射、導引、按摩等；「凡下行者皆下法」，包括催生、下乳、磨積、逐水、破經、泄氣等。當然，所兼眾法是為彌補三法不足而設，而其主要手段則還是汗、吐、下，用藥多大黃、芒硝、甘遂、牽牛、瓜蒂之屬，故後人稱之為「攻下派」的代表。
從正「攻邪論」的提出和「三法」的運用，是長期臨床經驗的總結，如用之得當，能治療許多大證、怪症，且效若桴鼓，尤其對長年經治不愈的頑疾，也常有出奇制勝的效果，同時還起到了針砭世俗「好補而惡瀉」之流弊作用。張氏善攻，也並非絕對排斥補法，只是主張對補藥少用、慎用，必要時或先攻後補，或攻補兼施，或藥物攻邪、食物補正，非「脈脫正虛，無邪無積之人」不可純補。他曾說過：「余亦未嚐以此三法遂棄眾法，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」。
從正之臨證，除能嫻熟地運用汗、吐、下三法以外，還善於巧妙地運用「以情易情」的治療方法，具體內容是：「悲可以治怒，以愴惻苦楚之言惑之；喜可以治悲，以謔浪褻狎之言娛之；恐可以治喜，以恐懼死亡之言怖之；怒可以治思，以污辱欺罔之言觸之；思可以治恐，以慮彼志此之言奪之」。從《儒門事親》中所記載的眾多「以情易情」治療驗案來看，可稱得上心理療法的專家。
張從正留給後人的著作，主要是《儒門事親》，此書由十種醫籍組成，具有叢書性質，包括《儒門事親》、《治病百法》、《十形三療》、《雜記九門》，《撮要圖》、《治法雜論》、《劉河間三消論》、《三法六門》、《扁鵲華佗察聲色定生死訣要》、《世傳神效名方》等。這些著作有的出自張氏手筆，有的是麻知幾、常仲明等門人弟子協助整理或輯錄張氏遺論而成。此外，《傷寒心鏡別集》一書（又名《傷寒心鏡》、《張子和心鏡別集》），題金‧常德編，當屬張從正衣缽性著作。據文獻書目所記，張氏還著有《三復指迷》、《子和心法》、《張氏經驗方》、《秘錄奇方》等，今未見傳本。
李杲（補土派）
李杲，字明之，金元間真定（今河北正定縣）人。因其里居在戰國時期為趙國所屬東垣邑，秦統一中國後又置東垣縣，故晚號東垣老人，後人常以東垣稱之。生於公元1180年，卒於公元1251年。出身豪富家庭，世為東垣盛族，「貲雄鄉里，富甲兩路」，故從幼年就有條件廣延名師接受儒家思想教育，遍讀孔孟之書，加之本人穎悟敏達，博聞強志，二十餘歲便成為當地有名儒生，「所居竹里，名士日造其門」。其性忠信篤敬，與人相接無戰言，並以孝名鄉里，親有疾，衣不解帶，色不滿容。二十歲時，母王氏患病，經里中數醫雜治而亡，竟不知死於何證，痛悼不知醫而失其親，同時恨世上庸醫「習經之不精，見證之不明，其誤人也多」，自是有志於醫。聞易州張元素醫名燕趙間，遂厚禮拜為師，隨學數年，盡得其傳，且有青藍之勝。醫術學成之後，由於受社會世俗風氣影響，並未以醫為業，曾「進納得宮，監濟源稅」，且「資性高謇，少所降屈」，但遇有危急病人，他並非熟視無睹，尤其在時疫流行之年，「獨能惻然於心，廢寢忘食，循流討源，察標求本」，創制「普濟消毒飲」一方，挽救眾多生命。蒙軍入侵以後，他為生計所迫，正式行醫，當時社會動亂，民不聊生，飲食不節，勞役所傷，出現大量患者，這不僅為他臨床實踐提供了良好機會，也為他的學術思想形成奠定了基礎，成為醫理並通、遐邇弛名的一代良醫，及「易水學派」的中堅人物。
東垣的學術思想，以「脾胃學說」為核心，因受其師張元素「臟府虛實用藥」的影響，把《內經》「人以水穀為本」、「有胃氣則生，無胃氣則死」作為立論根據，強調脾胃功能在維持人體生命中的重要性，認為脾胃乃「氣血陰陽之根蒂」，是人體氣血產生的泉源，而臟府功能活動一刻也離不開氣血的供給，尤其是「氣」作為人體生命的動力，與臟府功能、病理變化關系更為密切，所以在其論著中反覆闡明這一點，他說：「真氣又名元氣，乃先身生之精氣也，非胃氣不能滋之」，又說：「天氣、穀氣、榮氣、清氣、衛氣、生發諸陽上升之氣，此六者，皆飲食入胃，穀氣上行，為胃氣之異名，其實一也」，「脾胃之氣無所傷，而後能滋養元氣」，脾胃之氣既傷，而元氣亦不能充，而諸病之所由生」。脾胃為元氣之根，元氣為健康之本，如果內傷脾胃，就會百病由生，這就是東垣脾胃學說的基本觀點。基於這種觀點，他特別重視中焦脾胃的升降運化作用，把脾胃看作是人體精氣升降運化的樞紐。其云：「蓋胃為水穀之海，飲食入胃，而先輸脾歸肺，上行春夏之令，以養周身，乃清氣為天者也；升已而下輸膀胱，行秋冬之令，為傳化糟粕，轉味而出，乃濁陰為地者也」，如果脾胃升降功能異常，就會發生疾病，故曰：「下泄既久不能升，而百病皆起；久升而不能降，亦病焉」。在強調脾胃升降作用的同時，他更側重「升」的一面，認為食物的精華屬上升之「清氣」，糟粕屬下降之「濁氣」，只有脾胃之氣上升，水穀清氣才能上行，元氣才會充沛，生命力才得以旺盛，所以接著又說：「脾胃既和，穀氣上升，春夏令行，故其人壽；……脾胃不和，穀氣下流，收藏之令行，故其人夭」。在臨床治療方面，著重補脾升陽，善用升麻、柴胡等升提之品，黃蓍、黨參等健脾之物，「補中益氣湯」、「調中益氣湯」等是其代表方劑，這些方劑至今被人們所喜用。由於他重視脾胃功能，用藥強調補中焦，故後後世稱他為「補土派」的代表。
「內傷學說」是與「脾胃學說」伴隨而產生的東垣另一學術思想特點，二者又可以合稱為「脾胃內傷學說」。內傷、外感疾患，均可出現發熱等類似證狀，而當時醫生往往混為一談，把內傷病也誤作外感治療，使病人輕者重，重者亡。有鑑於此，東垣提出「內外傷辨惑論」，他說：「內傷脾胃乃傷其氣，外感風寒乃傷其形。傷其外為有餘，有餘者瀉之；傷其內為不足，不足者補之。內傷不足病，苟誤認作外感有餘之病而反瀉之，則虛其虛也。實實虛虛，如此死者，醫殺之耳」，同時對內傷病和外感病的病因、病機、臨床症狀、治療方法等各個方面，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詳細論辨，產生了內傷、外感的一系列鑑別方法，創立了內傷病辨證論治體系，形成了中醫完整的內、外傷證治系統，這不僅可以糾正當時醫家泛用外感之法治療內傷的一些弊端，而且也為後世醫家治療內科雜病指明了方向。
「陰火學說」是從「脾胃內傷學說」中衍化出來的東垣又一學術特色。東垣對此學說沒有進行專門論述，其內容散見於《脾胃論》、《內外傷辨惑論》、《蘭室秘藏》、《醫學發明》等著作中。對於「陰火」的概念，由於東垣本身論述模糊，致使後世醫家對它的內涵一直爭論不休，並從病位、病性、病機、病狀等各個方面都有著不同見解。但統觀東垣對「陰火」一系列記述，它的實質當指「內傷發熱」，是與外感發熱相對而言的，問題的提出，也主要是為臨證服務的。所以在他提出「陰火」概念的同時，便針對性地制定了治療方法，即「補中升陽散火」的用藥法度，亦即我們今天常說的「甘溫除大熱」，並相應地發明了「補中益氣湯」、「升陽散火湯」等一系列方劑，為後世治療內傷發熱提供了範例。
東垣晚年，不僅善於診治，而且勤於著述。《脾胃論》、《內外傷辨惑論》、《蘭室秘藏》、《醫學發明》是其代表性著作。除此以外，《脈訣指掌病式圖說》題名朱丹溪撰，實為李杲所為；《藥類法象》、《用藥心法》二書雖亡，但在王好古《湯液本草》中保存部分佚文。而《東垣試效方》則為高足羅天益整理他的有效方論而成。《醫方便懦》（《東都官庫醫籍目錄》作《醫方便儒》）原本三卷，今殘存卷一，署名李杲所作，疑非出自東垣手筆。見於歷代文獻書目，而今亡的李氏著作亦復不少，如《傷寒會要》、《藥譜》、《瘡瘍論》、《萬愈方》等近十種。現存於世托名李氏的著作還有《活法機要》（又托名朱丹溪）、《東垣脈訣》、《食物本草》、《珍珠囊藥性賦》等。
朱震亨（滋陰派）
朱震亨，字彥修，元代婺州義烏（今浙江義烏縣）人。因其所居赤岸鎮有一條小溪名丹溪，故號丹溪翁，後人多以丹溪稱之。生於公元1281年，卒於公元1358年。丹溪自幼好學，聰慧過人，讀書即了大義，文章詩賦，刻燭而成。稍長，刻苦攻讀經史，有志於仕途。年三十，因母之患痺痛，眾工束手，由是有志於醫，遂取《素問》讀之。三年，似有所得，又二年，母氏之疾以藥而安。此時每想起親族多人都因患病誤治而死於庸醫之手，就「心膽摧裂，痛不可追」，悔恨知醫太晚。其為人豪邁正直，內篤倫常，外重公道，遇事為民請命，大有俠義之風，雖有志仕途，但並不專致。年三十六，更感發為學，從朱熹四傳弟子許謙遊，講學八華山中，隨師四年，學業粹然。但此間兩試於鄉不售，對他精神打擊很大。時值許謙重病臥床，鼓勵他學習醫學，他既感於仕途艱難，又悔於親人多死於庸醫之手，便慨然曰：「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，雖不仕於時，猶仕也」，遂絕意仕進，決心為醫。年四十重讀《素問》，朝夕鑽研，「缺其所可疑，通其所可通」，又精心抄錄、背誦《局方》，以為臨證之用，通過反覆實踐，認識到「操古方以治今病，其勢不能以盡合」，時雖已有醫名，仍自感不足，便束裝出遊，以訪名師，力圖深造，足跡遍歷江浙間。約四十四歲，遊至武林（杭州），聽說羅知悌醫道精博，遂登門拜謁。羅氏性情孤辟，求見甚難，丹溪「日拱立於其門，大風雨不易」，知悌見他求學至誠，很受感動，便「修容見之」，收為門下。羅氏乃江南高僧荊山浮屠弟子，劉完素再傳，精《素》、《難》、長沙之學，旁通張從正、李杲二家，丹溪得其傳授，醫理醫術均有長足進步。從學未滿三年，羅氏病卒，丹溪返回故里。雖學業已成，但仍孜孜不倦地鑽研醫學理論，深入領悟各家學說，擷諸家之長，熔為一爐，形成自己獨特的學術主張和治病方法，並治愈許謙十餘年的沉疴，一時名振江南，醫者尊為師，患者接踵至。他不但醫術高超，「遇病施治，不膠於古方，而所療皆中」，且有良好的品行和崇高的醫德，「其清修苦節，能為人之所不能為，而於世上所悅者，澹然無所嗜」，為人診治，從不計酬，「其困媡無告者，不待其招，注藥往起之，雖百里之遠弗憚也」，丹溪自中年以後，以儒治醫，創論精辟，醫術高深，學驗俱富，品行俱端，是一位出類拔萃的醫家大宗。
丹溪的醫學成就是多方面的，而在醫學理論方面最著名的學術觀點，是以「相方論」基礎的「陰常不足，陽常有餘」學說。「相火論」的提出，首先應該胎息於劉完素的「火熱論」，並受到「易」學中「太極」理論的啟發。他認為宇宙間的一切事物皆以動為主，而且認為「凡動皆屬火」。在人體內有一種火稱作「相火」，人之所以富有生命力，無不要源於「相火」一氣的運動。其云：「天主生物，故恒於動；人有此生，亦恒於動；其所恒於動，皆相火之為也」，「天非此火不能生物，人非此火不能有生」，在正常情況下，「相火」之動受到相應節制，「惟有裨補造化，以為生生不息之運用」。而當人體發生病理機轉，「相火」就容易妄動，成為致病之本。他說：「主閉藏者腎也，司疏泄者肝也，二臟皆有相火，而其系上屬於心，心者君火也，為物所感則易動，心動則相火亦動，動則精自走，相火翕然而起，雖不交會，亦暗流而疏泄矣」。又說：「相火易起，五性厥陽之火相煽，則妄動矣。火起於妄，變化莫測，無時不有，煎熬真陰，陰虛則病，陰絕則死」。在這種思想基礎上，他提出了「陰常不足，陽常有餘」的學說。
「陰常不足，陽常有餘」學說的提出，除與「相火論」密切聯繫外，還同丹溪法象自然的思想有關，他認為「天大也為陽，而運於地之外；地居於天之中為陰，天之大氣舉之。日實也亦屬陽，而運於月之外；月缺也屬陰，稟日之光以為明者也」，是謂自然之理本陽盛陰衰，人亦當應之，所以在人體內陰精也遲成而早衰。況「人之情欲無涯，此難成易虧之陰氣」，在平素養生中，他首先強調要注意保存真陰，而保存真陰的根本在於戒情欲，勿使「相火」妄動。在醫療實踐中，則特別強調滋陰降火，主張重用龜板、地黃、知母、黃蘗等滋陰降火之物，反對《局方》喜用香燥、溫補之品，所以後世稱他為「滋陰派」的代表。
丹溪臨床長於雜證，而多從氣、血、痰、鬱四處論治。清代醫家程鐘齡曾歸納說：「雜證主治四字者，氣、血、痰、鬱也。丹溪治法，氣用四君子，血用四物湯，痰用二陳湯，鬱用越鞠丸，參差互用，各盡其妙」，而四字之中，他尤其對「痰」、「鬱」二者有深入研究，認為「痰之為物，隨氣少降，無處不到」，「百病之中多有兼痰者」，並且指出了治痰的基本法則和各種痰症具體治療方法。而對於「鬱證」，則更認為是諸病之首，其餘三者，多兼有鬱，故曰：「氣血沖和，萬病不生，一有怫鬱，諸病生焉，故人身諸病，多生於鬱」。同時認為「鬱證」之中分氣、血、濕、痰、熱、食六種，六者可單獨發病，也可相因而生、相互影響與轉化，不可截然分割，進而創制「越鞠丸」統治六鬱，至今為人們所沿用。他理論上注意博採眾長，臨症強調辨證論治，不泥古法，創立新說，為後世所推崇。明代醫家方廣說：「求其可以為萬世法者，張長沙外感，李東垣內傷、劉河間熱證、朱丹溪雜病，數者而已。然而丹溪又貫通乎諸君子，尤號集醫道之大成者也」。
丹溪之著述，除親撰有《格致餘論》、《局方發揮》、《本草衍義補遺》等傳世外，今流傳的丹溪著作，多為弟子傳人集其緒論、記其治法而成，主要有《金匱勾玄》、《丹溪心法》、《丹溪手鏡》、《丹溪纂要》、《脈因證治》、《丹溪治法心要》、《丹溪治法附餘》、《丹溪摘玄》等。這些著作雖非出自丹溪之手，但總結了他的臨症經驗，反映出他的學術思想，是研究「丹溪醫學」的重要文獻。又史志書目有載而今亡佚題名丹溪的著作，有《素問糾略》、《外科精要發揮》、《傷寒辨疑》、《醫案》等近二十種之多，這些著作是否全部出自丹溪手筆，今已無能考察。還有一些現存於世署名丹溪的著作，如《產寶百問》、《胎產秘書》、《怪苛癉》等數種，不見歷代薄錄所記，觀其內容，殆為後人偽托。
金元四大醫家都是具有革新思想的醫學巨匠，他們所創立的每一種學說，都能在醫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閃爍著光輝。他們所留下的每一種著作，都堪稱中國醫學偉大寶庫中的瑰寶，經過六百多年的實踐檢驗，充分證明了各自學術觀點的正確性和治療經驗的可靠性，雖處方用藥，寒熱溫涼各有所偏，論攻論補各有側重，但均不失辨證論治的基本原則、袪邪扶正的根本大法。他們在學術上的爭鳴，促進了中國醫學的發展；在理論上的建樹，豐富了中國醫學的內容；而各自別具一格的治病方法，則為我們今天臨證開辟了無限法門。他們為人類生存和健康所做出的貢獻，永遠值得我們紀念，他們為後人留下的寶貴遺產，更值得我們學習繼承、發揚光大。
作者：高文鑄
資料來源：金元四大家醫學全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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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sted by TCMwalker at 11:15 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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